1990年代小紀事:擁抱我們摯愛的渺小生活|隱世繪

原标题:1990年代小纪事:拥抱我们挚爱的渺小生活|隐世绘

吴 亮

吴亮实际上只有小学毕业文凭,自称是1980年代自学成材的青年。正因为脱离了现行教育制度对一个天才少年的约束,他得以自由散漫地阅读,为他后来的写作提供了非学院派的优势,展示了一种逍遥者的自由心态,一种非急功近利的写作趣味。吴亮笑称自己是一个居家的男人,“像猪一样贪吃,但也思考”。说自己离开文坛十几年的吴亮,其实他一直在研读正在发生的文坛现象,在一些新锐的批评领域,时可发现吴亮尖锐而独到的批评话语。

拥抱我们挚爱的渺小生活

吴 亮

在某本书里,安德斯写道:“人比他自己更渺小”,一记当头棒喝。其实这话别人也说,人微言轻罢了。裴晶就直说他是一个有着低级趣味的人,他爱读王朔和《男人装》,爱看丁度布拉斯。我听了就挺当回事儿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类空头承诺现在还让人信吗?世界最后丫的全是他们的,你们和我们统统没份。教条早过时了,引叔本华吧,瞧他说得多炫:世界是我的挑衅,我的快乐与恼怒……裴晶不好这一口,哲学,太复杂,逻辑令人头疼。他讨厌假装深奥,假装深奥和假装正确同样招人讨厌。艺术源于生活低于生活,去大剧院的全是热衷虚礼俗套的假内行,一帮孙子。讲起话来怎么和王朔一个味,措辞,手势,卷舌音。是吗,我就爱读王朔,他的书我逐字逐句地读,那才叫讲人话,他用词很准确,北京的三里屯酒吧脏兮兮乱哄哄多带劲,你看上海那个衡山路还有那个新天地干干净净坐着喝酒的孙子个个像我们学校表演系的。

我收藏了裴晶好几幅画,其中一幅暧昧的铅笔勾线重彩作于1998年,承蒙老裴馈赠,至今仍隆重地搁在我家洗手间的中心位置:一个正在脱去最后一件小肚兜的肥硕女人,旁有一留声机一圆几,一书案一卧猫,巴掌大的尺幅,边沿用撒金粉录南牢记中玉簪记一段,“你这几日为李大姐一丝两气茶饭少进行思坐想梦断魂劳岂不是痴心汉子满目新红惊树杪莺啼处梦断魂消”,蝇头小楷点划分明,工工整整。无独有偶。记得裴晶住在愚园路的几年,我隔三岔五去他那儿打发空余的时间(那几年我的时间真多啊)。关于愚园路我又能说出些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来呢,只记得一小段,固定布景,乌鲁木齐路和镇宁路之间,一家专卖薰鱼头的老大房西区分店,一爿可以买到走私万宝路和提子饼干的小超市,一间生意清淡的茶坊,一所叫市西中学的灰白色老洋楼(我总让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它门口),一家振鼎鸡连锁店(我们俩经常在这里解决午餐,鸡粥非常棒,滚烫),差不多就这些了。还有,梧桐树底下,21路电车从中山公园咣铛咣铛驶向静安寺……无独有偶什么?别着急,我说的是,那时候我常去裴晶那儿,夏天午后,外面炎日当空,房间里暗幽幽的凉快极了。我们咕嘟咕嘟喝冰镇可乐,吃西瓜吃得滴滴答答,我上洗手间,你可能猜到了:在座便器背后的墙壁瓷砖上,我发现贴了一幅同明信片差不多大小的彩色印刷品,一位傻乎乎的裸女在弄妆,丰乳肥臀,如橡皮玩偶般滑稽,而她所站立的画内背景,也是洗手间,座便器,浴盆,墙上的瓷砖,一样不缺!(裴晶一贯偏爱肥硕女郎,还不是鲁本斯安格尔那种古典式,他觉得安格尔的学生布格罗比安格尔画得好。)要庸俗,越庸俗越可爱。我一直不知道这是谁的作品,快十年啦。半月前我遇到裴晶,趁便问起这印刷品的原作者,裴晶说让他翻翻书再告诉我。晚上电话来了,“波特罗,”裴晶说,“哥伦比亚的当代画家,可能就是三流画家吧,美洲资产阶级趣味,带点讽刺,书上说他的画有种使人吃惊的夸张和真实……”我说你不用念了,我知道你顶喜欢这恶俗的,越过分越低级趣味越好,硬挖点深刻意义出来,反弄巧成拙多没劲的事儿呀。“这画儿现在随我一起搬到了安西路,还摆在洗手间,你没注意?”

语言是一种技术,它可以轻盈快速地在不同的事物之间移动,将裴晶放在怎样一个与他相匹配的衡量标杆下来谈论,我颇费踌躇。九十年代前期,当裴晶和他的太太还蜗居在戏剧学院窄小的教工宿舍中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去戏剧学院更多的是找李山玩。李山有一间大画室,坐在里面聊天非常舒适。裴晶那时还在黑暗里摸索(他居住的筒子楼房间光线昏暗,同甘共苦的教师们都挤在黑咕隆冬的公共走廊上做饭),他不是一个热衷于寻求新观念的人,这点他远远不如比他整整年长二十岁的李山。裴晶画画必须面对“一个东西”,然后把它画成“另一个东西”,许多年之后,这个“东西”慢慢就固定在女人身上,不动了。我不打算把我的回忆变成一篇艺术评论,但是裴晶通过一把庸俗的放大镜看女人,和他以类似方式看政治看历史一样,并非出于反讽或另怀深意。裴晶的“欢快”和“去象征”源于他的无意识,以及他的不用脑。此刻我眼前重现了多年前的一幕:愚园路小客厅一角,电视屏幕上两个(或者更多)赤裸的身体在那里无声地上下运动(我们把声音关了),我们有点恹恹不振,日本或韩国的成人片,裴晶喜欢亚洲人。一切都如此荒谬,喜剧化的,而非悲情的。近距离的色情勘探,就像荒木经纬的照相机镜头。荒木是裴晶崇拜的大师,除此之外,一说起朗士宁裴晶便赞不绝口,了不起的御用宫廷画家。卡尔维诺说,女人是世俗的表征,她们既是活生生的女人,也是撩拨人的鬼魅……她们不再是欲望的直接客体,而是欲望本身。裴晶拿来一只深蓝色的釉碟,给我权充烟灰缸。他不爱闻烟味,却容忍了我。一条街道其实并不像籍里柯所说的那么忧郁与神秘,上海不是都灵。对“恶俗之物”情有独钟,弱智化,甚至丑陋,嗜痂成癖,坦然拥抱庸俗,而且倾其全力。裴晶你真的不需要理论支持?我不行……是,我很虚伪。色情,赤裸裸的色情一定要被大师表现才能进入博物馆,你们要感谢荒木,还有浮世绘露骨的春宫图。最低俗的也许就是最高雅的,反之亦然。乔伊斯和毕加索这两位最牛比的欧洲大师不约而同地钟情于美国的通俗艺术,那是对官样文章的富有想像力的反动。“精神向上,肉体向下”,我本来想把它拿来做题目的,不好,太像标题了。什么叫上,什么叫下?

上一定高级,下一定低卑?

去年初夏的一天中午,裴晶请我在他新家附近吃烤生蠔,他很熟练地点菜,除了生蠔扇贝斑节虾,还有烤茄子烤玉米和啤酒白粥。我们大块朵颐,欢快的时光难道不正是平庸的时光吗?这虽是一家小店,它的生蠔却已闻名遐尔。我们刚打开啤酒,来了四五个漂亮的女孩子,她们头发上带着街上的阳光与馨香,蜂拥而入,想必她们已是这里的常客了。我对裴晶说:看到她们我就觉得我老了。裴晶说:这正好说明你没老。是吗,但为什么,你总是把女人画得那么荒诞不经呢。

….

过几天,李山就要回美国了。可以想象,半年后的某天晚上,我正陷在沙发里无聊地剔牙,随手翻着一本题目叫《象一块滚石》的回忆录,冷不丁桌上电话响了起来。“喂,”是李山慢吞吞的声音。“我明天回来了。”哦,我知道你总是惦记着回上海,你每一次回美国就是为了下一次回上海。你压根儿不爱上海,你回上海就是因为你的画室在上海。当然你也可以在纽约弄一个画室,但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是的,这个我懂。一边剔牙一边读鲍勃•迪伦算不算不敬呢,当然不能算。读《圣经》算。李山1989年2月5日在中国美术馆洗脚算不算不雅呢,当然也不能算。在大街上洗脚算。两年前张洹说,李山没想到他当年的行为艺术后来会发展成全民性的娱乐。上午萧海春还问我呢,李山为什么要在洗脚盆里贴满里根的照片?这样指向太清楚了。他不知道如果按照李山原来计划贴的照片,指向不仅更清楚,而且更直接。倒霉的是里根,在那个寒冷的北京冬天躺在了李山的洗脚水里。最后由一个美国人代替了一个中国人,不是考虑到美国比中国民主,而是听说中国艺术家不归美国联邦调查局管。一会儿回纽约,一会儿回上海……去一个地方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一个地方是为了再回到这个地方。车轱辘话。李山究竟想回到哪儿?终于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李山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忍不住大放厥词:人应该回到蛋白质状态……把金发碧眼的女记者吓得不轻。李山老家是黑龙江兰西。中学毕业的时候李山想考哈军工,可他不喜欢俄语。李山至今的恶梦还重现同一个主题:考数学,而且迟到了……惊醒,浑身都是冷汗。九十年代是从1989年开始的,它提前了,至少对中国现代艺术是如此。当李山裹着红色睡衣两只脚还惬意地泡在红色脚盆里的时候,唐宋和肖鲁的枪声响了……它戏剧性地预示了短暂的艺术启蒙运动的夭折与颓然落幕。一个轻的时代在一片沉寂之后渐渐浮现了。它相继被现代艺术圈里的行家里手命名为波普的时代、调侃的时代、卡通的时代、艳俗的时代和一切花里胡哨的时代。当然,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又有它们各自的命名……可惜了,那些名声卓著的经济学家和文学家,那些学院里的意见领袖,李山一个都不认识。他数学不好!

李山画过蒙娜丽莎,不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对啊,是杜尚式的蒙娜丽莎。复印加涂抹。李山对玛丽莲•梦露似乎缺乏兴趣,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起过这个女人。中国的当代画家们知道梦露的路径相似,多半不是通过她演的电影《七年之痒》,而是通过一个叫安迪•沃霍的美国同行。他使梦露、猫王、毛泽东、奶粉罐头和可口可乐变成一个大家庭。上个礼拜,我把印有梦露头像的美国1993年发行的一大张整版纪念邮票交给李山,让他用丙烯在上面随便画点东西,就涂鸦那种。昨天,画好了:三只大蜻蜓,灰蓝色,躯干透明,有脊椎,以及类似愚型人脑袋的蜻蜓头部……我赶紧拿到陕西路去装镜框。九一、九二年那阵子我很空。有时无聊起来,兴之所至,骑上自行车沿长乐路一直往西,经富民路常熟路,拐入华山路再往西,过了乌鲁木齐路就看见上海戏剧学院南大门了。我那时找李山从不打电话预约,碰得到碰不到都行,有点雪夜访戴的意思……夏天,上戏校园里树影婆娑,学生全放假了。李山的画室内景,物品,位置,光线,至今仍恍若在眼前:大搪瓷杯里的啤酒、脏兮兮的顶棚玻璃窗、发黄的布幔、坐坏了的沙滩椅、墙根角落凌乱的旧画框、尘埃在阳光下飞舞、满地颜料斑点……最美妙的当然就是李山那些倚墙而立的“胭脂系列”了,我无法用文字描述它们,甚至照片也难以重现它们:蓝色的巨大背景,黑色的政治偶像或男人裸体,粉红艳丽的荷花铺天盖地……它们无声无息,象积蓄了可怕力量的蛹,它们要么死于巢中,要么终于有一天展翅飞翔。从1994年起,我就很少能有机会这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看到李山的完整作品了(更不用说同时可以看到许多幅了):不是才画到一半,就是刚刚完成还没干透呢,就已经让别人急不可待地拿走。它们那么快就长出了翅膀,蛹的阶段被跳了过去。那些可怕的蛹不见了,那种积蓄的力量不见了,那种不确定的等待不见了,那种自我怀疑不见了,那种担心也许要被现实抹杀掉的悲剧感不见了……在这之前,1993年,奥利瓦来到这个“蛹巢”,他带着“它们”飞到了威尼斯。结果,它们没有回来,它们不可思议地集体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孙良和丁乙的“威尼斯蝴蝶”。据说与这起疑云重重的失踪案有关的神秘人物是张颂仁,一个聪明过头的香港小个子策展人。我也忌惮数学。我也害怕现实。真实世界,事件真相,残酷真理,都如此令人生畏。舍斯托夫在某处大致说过:双翼是神秘的。他还说:现实生活即自我谴责。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艺术只要长上翅膀,就有了自己的神秘命运。还有:艺术家根本就不应该生活在现实中,如果他回到现实,他对现实的谴责立即变成了自我谴责。但愿我的解释没有太离谱。我明天一定要试着去说服李山,在他上飞机之前。好几次,我对人说我不会把我的回忆录写成艺术史。我既没有此类虚妄的野心,也缺乏超个人的视域。我只写我看见的。它不可能为别人所复制。艺术史和文学史一样,基本上就是一帮意见和智商差不多的同行,彼此之间抄来抄去,无论材料还是见解,十之八九面目雷同。好吧,让我来为九十年代命名试试……“胭脂时代”怎样?也是一个空洞,哗众,注定扔出去听不见回声的命名,正像所有时髦的命名,它们都如胭脂一般表面、临时、短暂和易于洗去。我家客厅墙上曾经挂过李山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一张爬满了瓢虫的男子的脸,它好像毫无知觉,唯两只眼睛惊恐万状地望着画外,莫非那儿有更可怕的景象(我太太去年把这幅画收了起来,说怕吓着孩子)?另一幅,画的是一朵开得肆无忌惮的荷花。现在,它仍挂在原处。画面上有李山签写的日期:1994。时针停在那一刻。它仍是一只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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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去世前曾接受过一次记者采访。记者最后问:如果你还有下辈子,你想做点什么呢?杜尚回答说:我一辈子够了,不需要下辈子啦。记者又问:你对你的一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杜尚想了一想,说:此刻我牙痛。

下午两点钟前后眼睛有些不适,怕光,轻微胀痛。电脑是不能再看了,关掉。看董其昌和石涛画册,翻了几页,还是忍不住读画册缝隙间的字。忽然闪进两句:不认村头旧杏花,也全荒后又人家。读旧诗有感,三百多年过去了,墨迹依旧,往事灰灭。我的“上海往事”何足挂齿?一叹。萧海春喜欢石涛,待会儿和他聊聊石涛吧,以及倪云林,八大,龚贤。第一次和萧海春见面是在1997年。南京路扬州饭店,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萧海春说他已经戒了烟,还刚刚戒酒,血糖太高啦,老咳嗽。有点消瘦是吗,是啊,气色与肠胃正处在调整当中。油爆虾,清炖狮子头,虾籽大乌参,扬州煮干丝……不看菜单就报一长串。十年来,和萧海春吃过的饭虽不计其数,菜系脉络则十分清晰:本帮为主,淮扬为辅,兼及徽菜、台湾小吃和港式料理。萧海春曾是凶猛的瘾君子,来者不拒,无论烟酒。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和他对饮,别说痛饮了。憾矣哉! 孙良说萧海春以前在玉雕厂的时候身体结实得象头豹子,这我信,萧海春是孙良的师傅嘛。玉雕厂出了多少牛人啊……漕宝路33号,一号桥,人字形的老式厂房屋顶,现在还屹立原处。我们有次坐车经过那儿,孙良说,这就是玉雕厂。我好像看见一群不安心工作的年轻人从大门里大摇大摆地(或神情沮丧地)走出来:费大为、倪炎、杨冬白、陈箴……最后那个清瘦的小伙子是孙良。

“我二十年前读到李小山那篇文章时,感觉就是醍醐灌顶,”傍晚时分,萧海春在他的画室这样对我回忆:“九十年代我又走回传统里面去了,和大师对话是可以做到的。不要去想超越不超越的问题,也不要去想原创不原创的问题,人都是很渺小的。不可能每个时代都会出大师。我能画画已经很幸运,能以画画养家糊口更是幸运,有了一点名气,那是我当年在丹徒路小菜场荡来荡去打相打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当然目标会跟着变,三十年前是要和李可染去比,现在是要和古人去比了。”石涛虽大半辈子出家为僧,老了终究还是还了俗。只言卖画不再谈禅,那是得了禅的真谛。“我不把自己看得很高,不逼迫自己一定要出大名。干一门手艺,最要紧的就是不停地干活。道就藏在技中。”1994年后,萧海春的家从虹口搬到梅陇翡翠苑,基本深居简出:除了偶尔坐地铁去福州路淘图书,或者到超市买食物和日用品,就躲进小楼成一统了。李山那几年与萧海春比邻而居,一个14号一个13号。有时我去找李山,晚上七点多,翡翠苑月黑星稀狗吠声声,经过13号底楼,好几次看见萧海春与他的外甥侄子的影子在窗子里晃动。十点钟我从李山家出来,萧海春二楼的画室还灯光雪亮。对于九十年代的剧变,萧海春可以说完全置身事外。上海和他无关。他要么在画册、摹品、典籍和故纸堆倘佯,要么在名山大川倘佯。其实他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倘佯。安徒生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写得出《卖火柴的小女孩》。萧海春铺纸磨墨,就像小女孩擦亮了火柴。“对九十年代,你还记得些什么?”萧海春说他并不怀旧,哦,我想也是,他应该是个怀古之人。尽管这绝非天生。达利三岁时的理想是当一个神气活现的大厨师。萧海春呢?虹口贫民区的野小子,整天在街上晃晃悠悠。有众多兄弟姐妹,匮乏、压抑的现实仍然刺激了梦想,小小的野心,出人头地的欲望,水浒,三国,济公传,三言两拍开启了他对古代中国的想象大门。萧海春少时的偶像是街头拳师,他曾经偷偷在家练习用手掌劈砖头!一只画家的手,一只玉雕大师的手,居然是这样历练出来的,说不定会被毁掉……怪不得我老觉得他身上有一股野莽之气,怪不得他常常提到朱元璋。“九十年代我的人生重大转折,是从玉雕厂胜利大逃亡,”萧海春说,“我已经五十了,玉雕这门活儿我干够了,我要为自己画画了。”他不再犹豫。至于别的,比如外面的世界,萧海春似乎感觉迟钝,或者说,他完全没有兴趣。这是有原因的。不谈可以吗?当然当然,文革嘛,那一代人谁没点儿曲折坎坷的故事啊。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阿伦特讨论的是思想界的大师们,她来不及讨论小人物。芸芸众生极少被历史学家具体提及,顶多被领袖和学者浮泛地赞扬。“小人物的命运就是随便被政治利用”,萧海春淡淡地说。四十年了,连九十年代都过去十年了,时间真快。

董明来了。他刚跑了一趟巴黎,为了给赵无极和朱德群拍照。小董从兜里拿出照片,两个童颜鹤发的老头,一个八十六岁一个八十五岁,坐在各自的工作室,赵无极开怀大笑,朱德群表情凝重,岁月虽无情,却依然精神矍烁。“和他们比,萧老师你是里面最年轻的了,”小董说。他说的“他们”,指的是他目前正在拍摄的“全球华人艺术家”。洪磊发来短信:你的上海往事很伤感。我回复:你难道不比我更怀旧更伤感吗?你的宋画情结,你的中国山水和园林。凄艳的死亡。一边发短信一边和萧海春继续聊天:九十年代你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让我想想……有,乐心龙死了,晴天霹雳,实在太可惜了,萧海春说。如果他活着,现在就是中国书法的第一第二号人物。啊,我也记得,1999年,他去看袁舜画展,回家路上被卡车撞了(就像罗兰巴特)。人们从乐心龙的外衣口袋里找到一张袁舜画展的请柬,展览的题目叫《来去,去来》,他们惊呆了,都认为这是一句魔咒。萧海春说乐心龙是他的书法老师,虽然年轻许多岁。天妒英才呀! 昆德拉在《不朽》中写道:“我思故我在”是从来不牙痛的知识分子的说法,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感故我在”。我猜想昆德拉一定读过杜尚访谈录。昆德拉的《不朽》完成于1988年,杜尚的“牙痛理论”1966年就已经发表在巴黎的报纸上了。我望着萧海春画室满地堆放的书籍与画册暗自思忖:这辈子除了与海春持卷论道,怕再没有机会与他共饮美酒了。不禁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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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著名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曾经风头甚健,以犀利而敏感的批评著称,在对马原、孙甘露这两位先锋作家的评定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990年后,吴亮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了艺术,开始关注起中国的画家及他们的作品。2000年,吴亮又恢复到他的评论者状态,重出江湖,对文学、文化现象发表了一系列言论。著有评论集《文学的选择》《批评的发现》,随笔集《往事与梦想》《城市笔记》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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